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文心雕龙时序篇读后感篇一
文心雕龙读后感，这是一本理论性著作，下面是小编带来的文心雕龙读后感，欢迎阅读!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文学从古人的口中娓娓道出;文学被当阳桥头的张飞一声吼出;文学在浔阳江头的琵琶琴弦上回荡;文学是屈原在涅罗江畔的那一串串沉痛的叩问。
《文心雕龙》把这种文学性的感观顷刻间注入我的脑海，刘勰的智慧洞彻了我的灵魂，让我在这一刻震颤并与之共鸣。
诚然，《文心雕龙》用将古典的才智和韵律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赏心悦目;它有关写作的具体建议直到今天仍具有无可厚非的价值;它有关文学批评的精辟见解比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斌”和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都更具深度和广度。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文心雕龙》的真正魅力所在是它向世人表达了一种文学观。
这是我从未思考过的，但是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刘勰却把它那么清晰地渗透在它的作品中。
刘勰的文学观，视文学为人生之根本，而人生是宇宙法理之根本。
他把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巧妙地结合，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去审视这三者的因果循环。
这一观点为中国文化和生活注入了文学的精神，具体来说就是一种人文精神。
文学和文学的活动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人文的诉求。
刘勰通过对文学外因的追溯，把文学的重要性提高到宇宙法理的位置，再通过揭示文学的内因，把文学的创作提高到神圣的地位。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勾勒出一个以“道，圣，人”为核心的和谐之圆，同时又从“道，圣，人”流动地，动态地，自然地过度到“宇宙，想象，语言”。
在这由外因到内涵的发展过程中，在这和谐之圆的中心，我品味到两个字——体会，文学的根本在于理性，感性，灵性的融合。
这样一来遵循这种思路的开展，我一路走下去，在风光旖旎，芳草鲜美，惊奇迭现的精美文字景观中，感性地滋养自己文学的灵性，在文化的芳香和缤纷中，重新感受到一次高贵的文学“灌顶”。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泪光朦胧了苍颜白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的云帆点缀了沧浪之水;“金戈铁马去，马革裹尸还”陆游的梦乡回荡着铁骑铮铮;“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挣脱并超越了自己的苦难，显露出普度众生的情怀;“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徐志摩柔情似水地掀开了文学神秘的'面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对饱经沧桑的神州大地发出历史性洪钟巨响。
当我站在《文心雕龙》的高度重新去细细体会，品味文学，我发现了文学的真实足以穿透时空，足以穿透心灵。
宇文所安在《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兆世之言》曾写：“模仿、表现、甚至表达这类概念永远不会改变文学的从属地位，也就是说文学总是晚于又仅次于“原作”(就表达而言，“原作”就是思想状态)。”刘勰的文学观摆脱了这种缺陷，因为刘勰把文学看作是宇宙呈现过程的必要阶段，用刘勰的话讲就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我是这样理解的：文学既是物质和精神世界的纽带，又是它们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而它们相应的也是文学的根源。
我们不必穿洋过海，但是我们在文学的世界里却可以身临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当胸生成云，决眦入归鸟” 的泰山极顶，还有那“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九曲，“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三峡，“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古朴塞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秀丽江南。
你可以在梅雨潭边陶醉于朱自清描述的绿色，你也可以在西湖边聆听柳浪与黄莺的对话;你可以“小桥流水人家”，也可以“古道西风瘦马”;你可以手持长剑，独立朔漠，感受“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你也可以手握画笔，船头簪花写韵，领略一下“斜风细雨不须归”的闲适。
从西域到东海，从朔北到江南，绮丽的风光为文学增添了一笔耀眼的亮色。
当今世界，现代化进程理性的缺陷已经昭然若揭，进程愈快，文学精神的生活方式就愈快消失。
忧世的哲人，重新在文学与美学的人生态度中，寻找新的道德的人生境界。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心雕龙》向我们重新阐述了这种生活，它用文字启迪文字，用文字震撼灵魂。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刘勰引此舍其本义，籍以说明“神思”乃是一种由此及彼不受身体活动的想像活动。
想像——神思，要有阅历和知识。
才能达到“物与神游”。
曾经一位好友一起小坐，观看墙上的一幅书法作品，问：湘汉你说这幅字好在哪里?我答：请你拿起毛笔，临摹十年八年，自然就知道了。
现在有些现象，对书法也好，国画也好，符合自己的就称其“好”，自己不理解的就称其“不好”;或标新立异的就称其“好”，传统经典的就称其“不好”;高官名人的就称其“好”，素人居士的就称其“不好”。
所以，自己欣赏书画是美感的过程，倘若批评或点评书画是对美感超越的过程，这些都需要积淀和酌理。
想像——神思，既有秉性，又需教道。
才情敏发，虚实无际。
对自然之美有感悟，是想像的原始，登山则情溢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我才之多少，将以风云而并驱矣。
其间，我曾流连于王宾虹画展，和坤文交淡，我说，在京学习周末，得机会看宾虹画展，从上午到下午休馆，大约5个多小时，一幅一幅地看，一遍一遍地看，豁然间，我在总体墨色较“重”的画卷中，看到了一条条线条，看到了墨色线条中的通透和深远，枯藤漏墙，又渗溢着温润，深壑断壁，云雾妖绕，石阻水湍，变化万端，气象千宇。
我又说王宾虹画的与众不同，其画是写出来的，而不是画出来的。
坤文点头。
我不会画画，我仅以这些年的所学知识对王宾虹画的想像吧!
想像——神思，结虑垂帷。
我想自己临摩了十几年，不见成绩，但何谓“境由心造”，或意像的化为山水花鸟，或意像的化为仙山琼阁，心驰万里。
但何谓“望文生义”，此文，是黼黻文章，中国文字象形开始，那么也可以理解为文字。
多年来我以兰为室友，都是我在看她、理她、闻她。
她始终不语，但她随性生发，或暗或明，或线或面。
突然间，花苞突萌，转眼间幽香淡雅盈室，她无私地把自己的美丽淡雅展示，但我却无法赞颂她的所有，愧疚不已。
遥望窗前，景色四季更变，天地转，万物变啊。
唯我只见年长，不见长进。
我思不远，气不贯，手更拙，如此，何如可登大雅之堂。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其结构经过精心安排而布局严整，其理论观点之间讲究次序而回环照应、互相补充而逻辑严密，形成一个完整、精密的系统。
在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具有如此完整、系统而庞大的理论体系的著作，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序志》有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就《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而言，乃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纬书为参考、以《离骚》为变体，从而体现出刘勰论文的基本观点;二是就文章写作而言，“为文”的根本问题，也都包含其中了。
这五篇可以说是刘勰文章的枢纽。
文章以“原道”开篇，把文章的由来和道家的“道”关联起来。
刘勰对文学现象所作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不仅在六朝文士之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
他所作的这种思考不仅是“明其本然”的问题，而且象征着文艺观念的真正自觉，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刘勰虽然运用了道教这一“道”的思想，但是在之前，刘勰曾批判道教著作。
在刘勰看来无论道家、佛家还是儒家，其立教固然有异，但是他们的终极追求都是一样的。
《原道》开篇而谓:“文之为德也，大亦!”这既是《原道》的开篇语，更是《文心雕龙》的开卷语。
它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文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看上去至为平易，但是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文”的概括，他向人们展示了文学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承认“文”的巨大作用，这也为他后面的文章打好了基础。
也只有在这时，探讨“为文之用心”才成为一件重要的事实。
刘勰在《宗经》里抓住了文章写作的根本道理，就是文章要表现人的心灵和性情的美。
从而刘勰得出了文章写作的原则和规律，他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轨，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儿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可以说这里的六义就是文章写作的具体化。
文心雕龙时序篇读后感篇二
文心雕龙是一本理论学著作。读完此书，大家有何感触?来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文心雕龙读后感，希望你有所收获。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南北朝时期的人。《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其结构经过精心安排而布局严整，其理论观点之间讲究次序而回环照应、互相补充而逻辑严密，形成一个完整、精密的系统。在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具有如此完整、系统而庞大的理论体系的著作，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序志》有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就《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而言，乃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纬书为参考、以《离骚》为变体，从而体现出刘勰论文的基本观点;二是就文章写作而言，“为文”的根本问题，也都包含其中了。这五篇可以说是刘勰文章的枢纽。
文章以“原道”开篇，把文章的由来和道家的“道”关联起来。刘勰对文学现象所作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不仅在六朝文士之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他所作的这种思考不仅是“明其本然”的问题，而且象征着文艺观念的真正自觉，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勰虽然运用了道教这一“道”的思想，但是在之前，刘勰曾批判道教著作。在刘勰看来无论道家、佛家还是儒家，其立教固然有异，但是他们的终极追求都是一样的。
《原道》开篇而谓:“文之为德也，大亦!”这既是《原道》的开篇语，更是《文心雕龙》的开卷语。它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文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看上去至为平易，但是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文”的概括，他向人们展示了文学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承认“文”的巨大作用，这也为他后面的文章打好了基础。也只有在这时，探讨“为文之用心”才成为一件重要的事实。
刘勰在《宗经》里抓住了文章写作的根本道理，就是文章要表现人的心灵和性情的美。从而刘勰得出了文章写作的原则和规律，他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轨，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儿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可以说这里的六义就是文章写作的具体化。
最初知道刘勰,是因了他的那句话,“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写出我心中所想，只是觉得这些真是妙不可言的东西，没怎么就给他说出来了，然后就开始想了解他，就买了这《本文心雕龙》，今日决定研究国学，才开始认真去了解他，学习他。
至今，刘勰的去世，将尽15个世纪，但他的名字在人们的心目中，并不陌生，比起他当年的身世，甚至还显赫些。这不是偶然的，他在文学批评史上，建树了一套有系统的理论，这套理论在历史上放出了异彩，有很大的贡献，即使到今天，还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在此，主要阐述他在文学理论上提出的问题之一:他的宇宙观点是唯心的，但文学观却是合于唯物的。
在《文心雕龙》前三章强调儒学是文学的根底，这是因为刘勰的崇儒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从刘勰的生活时代看，在刘勰之前，从两汉以来，出现了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如桓谭、尹敏、王充、张衡等。与刘勰同时，刘孝标的《辨命论》，范缜的《神灭论》，也是进步的作品。刘勰显然受了他们的影响。另外，他在写《文》的时候，正是佛学盛行之际，他早年在钟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随僧佑长期研读过佛书，而之后他却宁愿打着儒家旗号来达到使自己的作品为后世所重的目的，这正是儒家入世的传统心态。可见，他在关于文学的一般论述上，他的宇宙观虽然是唯心的，但文学观却是合于唯物的。
在《原道》中，刘勰认为美并不始于人为美，在人为美之外，先有客观的自然之美存在。他在本篇内明确的指出:孔夫子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写天地之辉光，晓民生之耳目矣”。这就是刘勰的文学观所以合于唯物论的基本立足点。再者，他不把代表客观本体的道，看成是无知无识的器，却把他看成是有心之物。因而所谓“道之文”，就是这个有心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合于自然之美的人文，就以合于天地神明之心而可贵。归根到底，就不可不把刘勰的宇宙观归于唯心主义了。但是，又不能说刘勰是一个成熟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因其从客观美得观点出发，正确地回答了文学上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明诗》里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在《诠赋》里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在《物色》里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都提出了客观的物，为创作对象，认为文学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此外，刘勰又不主张自然主义的模化外物，认为感物写形，是带有主观爱憎的。因为“情以物迁，词以情发”，所以进一步说:“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词必巧丽”。这就不仅合于唯物论，而且带着辩证的观点。
总结起来说，刘勰的宇宙观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但他的文学观是合于唯物主义的，他探讨了人为美与客观美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的整套理论体系，在历史上自然是难能可贵的，对今天来说在整个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也应该是一块里程碑。
除了关于他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外，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这些后人在研究他的作品受益的时候，反而是在一些字句里面受益不少，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好处了。像宗经里面，“至根柢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劲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为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经典著作在刘勰眼里就是这样的，经典可以泽被万年，以至于到现在我们读这些经典的文集都觉得特别受惠，刘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自己的书有朝一日竟也会成为经典呢!只是这个"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确成为了我们写作的一个典范要求。是我们追求的方向。我对这句话就是尤其的喜欢。
刘勰的《诠赋》。有文是这样说的，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物以情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词比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章是先要有情感然后配以丽词佳句才能是好文章，但是若没有睹物兴情的基本条件，不知道作赋的基本要求，那么这样的赋就是花朵太繁，把骨头都压断了。所以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有一点是不能变的，那就是真情，而且是永远的。到现在我们写作，是;离不了这些东西的。
《哀吊》里面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题奢，奢体为辞，则虽丽而不衰;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依然是指写文章先要心情先定下来，自己先有情，然后才能感动别人。如果只是追求问题奢华，那么必是华丽但是情必不哀，一定是自己爱情之所至，才能使读者哀痛，才更可贵!讲的都是这个道理!直至今天我们好多的文章这样讲那样讲写法，其实何如让学生多读点书，多积累点真感情!下笔如有神才能得千古佳句，而不是写成新时代的八股文!
十七篇《诸子》讲，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六国以前的作者，在当时虽说不得意，但是他们的主张缺流传下来了，他们写的时候是千古以前，但是他们的感情想到的是千古以后，他们的名声不会消失的。所以千古之前刘勰就已经认定他们的光芒以后也是不会磨灭的，定是要有于后人有益的，有一定的贡献于人类，必定会使人类记住他!从这个角度讲，刘勰是让人佩服的，也值得人学习!
研究刘勰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很大的精力，才能探得他的精髓，我知道，这一时三刻也不过是得起皮毛，但是读一点得一点，我会继续努力，一直最下去，也许有一天不做这个课题了，我一样去读他的书，继而带动我去读其他的读点名著，受益颇深!
文心雕龙时序篇读后感篇三
文：文驰；通过仔细的阅读会发现，刘勰这篇文章的主要论述对象是《诗经》中的“正体”四言诗和发展历程比较缓慢的五言诗，而没有涉及楚辞（仅一笔带过）、乐府、民谣等其他诗体。我们今天虽将乐府视为古诗之一种，但在古人的概念中，乐府是歌，非诗。
首先，作者继承了“诗言志，歌咏言”的传统对诗歌作用的定义。认为诗歌是抒发性情的通道，而《诗经》作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规范了或者说划定了思想感情的范围，这个范围的进入标准就是以“思无邪”作为参照，也就是无邪之思才是诗歌所要呈现或者应该表达的内容。“诗者，持也”，持在这里有“端正，使之规范”的引申意义，那么就并不是任由思想感情的随意放纵，而是要扶正、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这才是符合诗歌的含义的。但是今天我们从《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看来，孔子对“无邪”的定义范围甚宽，一切正常的真实的人类情感都是无邪的。
然后作者回顾了历代的诗歌作品，并进行了个人的挑选和点评。这大段类似于诗歌文学史纲的概括和提炼虽然带有明显的个人的主观选择，但也为后人进行梳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同时作者在不断的例举中反复对“诗言志”和“思无邪”进行佐证，繁举的大量事例中无不是围绕着思想感情或者说人之七情与诗歌之间、内容与形式上要求对等的论述。
在最后的总结里，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进行了定调：“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这是和刘勰本人的中心思想相一致的，认为每种文体的形式基本固定，能使相对应的内容最完美的呈现出来。那么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表达，这就要凭借个人才能来根据想要表达的内容去选择最合适的文体形式。即所谓“华实异用，唯才所安。”
文心雕龙时序篇读后感篇四
刘勰在上一篇《明诗》篇中主要论汉代两晋南北朝的四言诗和五言诗，而则这篇主要讲乐府。“乐府”最早指的是管理音乐的机构用以采集民歌，而这里所要论述的就是采自民间的乐府民歌以及魏晋时期文人创作的乐府诗。刘勰依然从“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维度把握乐府。首先论述乐府的含义、起源及作用，认为乐府来源于“钧天九奏”“葛天八阙”等三代之乐和“涂山歌”等四方之音，配乐的诗歌肇始于上古时，夏殷之世，产生四音。西汉的乐府机关负责采集民歌，但大多为俚俗之曲。《诗经》用来配乐，但先秦时代的雅正之曲在汉代乐府中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接着，刘勰论述两汉到魏晋时期乐府的发展史，秦汉之际，礼乐衰微，乐府产生。随后经历汉武帝立乐府、汉宣帝制雅诗、元成二帝广淫乐、东汉郊庙祭祀杂雅之章、曹魏三祖“宰割辞调”等阶段，到西晋达到“表里而相资”(即乐声和乐章互相配合)的境界。最后一部分，刘勰论述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并指出另立此篇的原因。他认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心在诗”，故“君子宜正其文”;并且指出“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
刘勰论乐府的态度，基本上还是讲求符合儒家之雅正，并严格区分雅与郑。《赞》词曰：“《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即看出他对当时(汉魏以来)风行的不雅之歌的鄙薄态度，而推崇先秦雅乐，文中他以“艳歌婉娈，怨志诀绝”称呼《碧玉歌》、《华山畿》等也可看出对通俗乐曲的贬低。刘勰的这一态度与“宗经”思想是一致的，因为宗经，所以以先王的雅乐来作为衡量音乐的标准。他提出“乐本心术”的观点，认为音乐对于人心起着重要的作用，乐有雅声和溺音之分，雅声是周王朝的音乐，郑声则为溺音。另外，文中也提到“中和之响，阒其不还”之“中和”说，这体现刘勰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异曲同工。
文心雕龙时序篇读后感篇五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自然审美是刘勰统筹《文心雕龙》全书最主要的审美理想，其文之枢纽开篇《原道》就点明“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的自然审美立场，即一切文学创作本源于自然。其“自然之道”既指世间万物自然景色，也指各位作者所生活的社会人文状态。刘勰不仅在《明诗》、《体性》、《定势》等篇目中直接使用了“自然”一次，而且其很多篇目诸如《原道》、《物色》、《时序》等都是以自然审美为主导意识的。本论文从“自然之美与自然之道”、“自然审美与自然景物”、“自然审美与物感情舒”来分析刘勰《文心雕龙》的自然审美理想。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非常抽象复杂而又含义丰富的概念。在深受儒、道、释三家文化熏染的刘勰这里，“道”的具体含义也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黄侃在《札记》中释《原道》中的“道”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认为“道”不是一家之道，包括天下万物所以然的道，“文章之事，不如此狭隘也。”范文澜注“所谓道者，即自然之道”，“彦和所称之道，自指圣贤之大道而言，故篇后承以《征圣》《宗经》二篇，义旨甚明，与空言文以载道者殊途。”范文澜似于此以“一家之道”说驳黄侃的“非一家之道”说为“空言文以载道”。
刘勰在《原道》开篇列举了很多自然现象，内容说的都是自然之物的文采，如天地、山川、龙凤、虎豹、云霞、草木等“无识之物”。自“仰观吐曜”之下，刘勰认为天地生成之后，“人”参与其间，“天”、“地”、“人”合为三才，对于人的形成，刘勰说是“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认为人是“有心之气”。所以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语言是人的文采，是“应物斯感”，是人类天生的禀赋，并非刻意创造出来的。不管大家如何争论，纵观《文心雕龙》整个文本，刘勰是以审美为本体的，而美的生成是出于自然之道。刘勰认为，美是由自然万物外显的产物，而万物之美是根据人的审美意识而得以表现的。除此之外，他认为从引起情思到构思、到确定体裁、形成风格等都需要顺乎自然。所以刘勰的自然之道即包括世间自然万物的鬼斧神工，也包括人世社会的人情冷暖时代变迁，也包括作者于自然社会中情感的自然发泄与流露，是“自然之文”与“人文之文”的统一。文学与自然方面之间存在着“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关系。文学与社会方面之间存在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关系。
统观《文心雕龙》全书，其出现了众多的自然景物及其深刻细致的描写，大到天地山川云霞小到草木鱼虫鸟兽，不管形状色彩还是音韵唱响，都是自然界的文采之作，此在《原道》、《物色》、《明诗》中多有论说，建立了自然审美理论。魏晋以来，人们开始自觉地发现“美”的历程，无论是借自然遣怀还是对山水而悟道，都侧重于寻找与主体思想相对应的自然景物。
因为景物具有多种多样的色彩，故名物色。在历代《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对《物色》篇的位次、意旨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大家都肯定了“《物色》篇阐明了自然在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样的观点。刘勰在《物色》篇的开头就直接阐明“物”(自然)给人类带来的感动：“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春秋交替、阴阳变化，这些都是自然万物不同的存在状态，“物色”的变化促进了人类情感的变化，“物色”之“动”在本根上牵引着“人心”之“摇”，并且人们会以言辞表现出来。
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刘勰提出了“物色虽繁，析辞尚要”，他取《诗经》《离骚》以及司马相如的赋作为代表。《物色》概述了先秦写景词语的发展，先是说《诗经》作者仔细观察景物，精心用文辞来加以表现，并列举了很多例证，刘勰认识到《诗经》作者已能做到以简约的词语充分地表现丰富的物色和情感，做到了“情貌无遗”。到《离骚》等楚辞作品，写景词语趋向繁复。到了司马相如等汉赋家，更是喜欢用一连串的词语来描写山水景物，形成了扬雄所说“辞人之赋丽以淫”。由此可见，通过《诗经》《离骚》以及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辞赋家的赋这三种文学作品，刘勰所要倡导的是一种在描写景物时，既要少着墨，又要表现出深远的意味的方式。即倡导“丽则而约言”、“以少总多”而反对“丽淫而繁句”的写作景物的方式。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物感”是古代文学审美重要命题之一，它强调文学创作的本源与审美体验的发生是由于主体之“心”与客体之“物”的“感应”关系。刘勰认为创作之所以发生，其本源来自于内在情感被触动诱发后的积蓄，而这种感情的兴发则源于人对物的感应。《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刘勰认为人天性天生即禀赋着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七情”，但“七情”只是隐藏在人的内心，须有“物”的触动才会具体的发显。所以当人在面对四时物候的更迭变化时，心灵也会随之摇荡，并由文辞加以抒发。刘勰在《物色》中还提到了“物色相召，人谁获安”，由于自然风物的召唤，触动了作者的情感，引发其审美的体验以及无限的联想，所以流连、沉吟在大自然的万千景象之中，并通过“写”表现自然风物的气貌声彩。刘勰又指出了“功在密附”。即创作者对景物的描写能贴切地表达情思，以达到“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
此外，刘勰还在《情采》篇中对文与情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说，其在《情采篇》中说：“惜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赞成《诗经》作者的创作，反对辞赋家的创作，情满而文自溢，正是其自然审美的体现。“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认为作家创作时，总是先有内心感触，经过情感的“郁陶”、“蓄愤”和理的梳理后，把它抒发出来写成华美的文辞。刘勰强调情理是主，文辞是次，二者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只有感情到位，文辞才能到位。刘勰所处的时代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大量的文学作品出现。可是大多作品重采轻情、重文轻质，逐渐背离了“诗缘情”的审美理想。他批评时人创作过于爱好新奇，语言浮诡，就如同在彩色羽毛上涂颜色，在皮带上刺锦绣，情和采、文和质背离越来越远，造成讹滥。可见刘勰对时人的批评正是以自然审美为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