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实施方案 幸福社区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大全5篇)

确定目标是置顶工作方案的重要环节。在公司计划开展某项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为领导提供多种工作方案。通过制定方案，我们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避免盲目行动和无效努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策划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社区治理实施方案篇一

幸福社区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幸福社区社区治理工作实施方案为了发挥现代社区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优化社区治理结构，维护社区和谐稳定，营造良好社区环境，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服务社区，探索和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幸福社区社区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为了发挥现代社区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优化社区治理结构，维护社区和谐稳定，营造良好社区环境，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服务社区，探索和建立各方参与、功能完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多元化社区，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幸福社区社区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为契机，以深化社区自治为内核，以创新治理机制为保障，构建“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组织齐抓共管、居民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合力，探索和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共治和居民自治相结合的“54321”社区治理新模式，变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为上下结合的社区治理，解决社区行政化管理中薄弱环节和工作盲区，全面提升社区社会治理以及服务水平，努力把幸福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与时俱进、文明祥和的“文化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生活共同体”。

二、治理目标

争取在3年的时间里，探索和完善“54321”社区治理模式，在体系建设上，实现理顺社区关系，强化社区功能，由单一主体治理到多元主体共治共管，形成社区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型工作格局。在组织架构上，实现管理体制全覆盖，从单向行政化管理转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自治，社区“网格化管理”和“扁平化管理”得到全面加强。在品牌塑造上，打造幸福社区特色品牌，加大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全面达到国家和谐示范社区标准，逐步扩大幸福社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切实提升社区为民服务水平和社区品牌效应。

三、治理内容

主要包括7个方面，具体为：

1、社区服务与社区照顾；

2、社区安全与综合治理；

3、社区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

4、社区环境及物业管理；

5、社区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

6、社区社会保障与社区福利等

7、其它涉及社区居民社会生活、居民切身利益的事务。

四、治理模式

（一）构建“五位一体”，实现社区治理由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的转变

“五位一体”是以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辖区企事业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为补充的参与社区治理的组织体系。通过探索和建立“五位一体”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形成一个多方协同合作的社区治理网络，动员社会各主体为社区治理献计献策，补充社区治理力量的不足，各方为社区建设分担事务和责任。在“五位一体”多元共治过程中，党组织、社区、企事业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融合为一体，通过协商、合作、整合、互动、监督、创新的方式，达到由全社会来共同参与治理社区事务。社区党组织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社区居委会转变理念，主动适度放权；社区社会组织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实现社区服务社会化；社区居民在社区的引导下参与社区，实现自治。同时，要建立和完善“五位一体”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治理工作情况，确定治理工作阶段性任务，研究解决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保持社区与居民关系的持续良性发展，实现社区对有关事务的善治。

（二）创新“四个机制”，实现社区治理由政府与居委会跳双人舞到跳群舞的转变

在建立社区组织体系的过程中，要通过制度设计，创新“四个机制”，调动社区治理主体，参与到社区共治中来，优势互补，协同治理，实现社区治理由政府与居委会跳双人舞到跳群舞的转变。

立社区文化联合会；将“六小行业”整合，成立行业协会；引进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家政、养老等专业服务团队，将其组织化、项目化、信息化，常态化，服务社会治理；要积极发挥各类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反映诉求、规范行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使社区逐步从一些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退出来，让渡给社区社会组织，由社区社会组织帮社区做事，在社区事务的治理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加大本社区社工人才的培养力度，输送社区工作者参加上级社工知识培训，鼓励社区工作者通过自学取得社工专业资格证，着力打造社工专业团队，用专业的社工理念和方法，创办、运作幸福驿站等社区服务项目，激发社区自治活力，促进居民自治，帮助居委会提升自治能力；动员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把社区的事情交给志愿者去做，把社区现有的幸福驿站、社区图书室、日间照料、老年学校等服务设施交给社区居民使用，让广大居民群众参与到社区服务项目中。居委会要加强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推动社区融合，形成社区、社团、社工三社互动的社区治理机制。

二是三方（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联动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适时调整“三方”步调，形成社区治理合力。在日化家属区、东风大楼等“三无小区”（无物管、无主管部门、无人防物防的院落、楼栋）引导成立业主委员会，由业主委员会聘请物业公司管理小区，以点带面，逐步做到全覆盖，真正实现业主委员会的自治管理、物业公司的专业管理、居民委员会的社区管理相结合。各主体之间做到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互补充、联合把社区治理好、服务好、建设好。

渠道、多层面地发掘社区各类人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吸引居民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的工作中。

四是三长（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引领机制。由居民自己选举产生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此“三长”来自居民并置身于居民当中，与居民彼此间相互信任，容易沟通，依靠骨干群众去做大多数群众的工作；发挥“三长”在解决环境治理、文化治理、化解矛盾、协调利益、服务群众、凝聚人心、排忧解难等社区事务中的引领作用，带动和达到全体居民自觉自愿参与到清理楼道杂物，关照空巢老人等社区事务中，为创造美好幸福家园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落实“三项保障”，实现行政化管理到居民自治的转变

一是保障“四个制度”的落实，即保障居民代表大会制度，居民协商议事制度，居民评议制度、居务公开制度的落实。进一步改进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章程，制定“居规民约”，开展“自治家园”建设，对社区治理中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事项，要及时召开居民代表会、居民协商议事会进行协商、决策、公开。

二是保障“四个权利”的落实，即保障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落实。进一步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利用好社区说事室，为居民群众当家作主提供平台，引导居民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个人意愿，从根本上减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冲突。

三是保障“四个民主”的落实，即保障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落实。探索成立楼栋自管委员会等自治组织，真正体现社区是居民的，居民的事居民自己做主，居民的问题居民自己解决。社区居委会不再大包大揽，真正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提升社区治理的能力，推进社区的文明进步，真正实现由行政化管理到社区居民自治的转变。

（四）树立“两个理念”，实现由传统的“顺民”文化向现代的公民文化的转变。

善社区治理方式方法，深入居民群众，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了解居民群众的期待和要求，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诉求得到及时解决，生产生活安全等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在治理的过程中要换位思考，始终站在居民群众立场上，特别是站在社区弱势群体的立场上去想问题解决问题，使社区治理工作更加符合实际，符合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人民群众共享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二是树立多元参与治理的理念，社区要从思想上转变观念，抛弃传统的“行政管理”“家长作风”“独家经营”以及“大包大揽”的理念，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树立多元参与理念；以多种方式听取、采纳居民意见，尊重民意，让大多数社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以此改善和优化社区与居民的关系，使社区的治理工作得到最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同时，社区应开放决策，将一部分权力让渡给社区居民，让居民参与决策，在决策过程中，社区与居民形成互动和协同，让居民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真正做到从“替民做主到让民做主”。社区各主体要转变观念，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事务中去，发挥集体和个人的智慧，向社区献计献策，建设美好家园，创造幸福生活，让多元参与社会治理成为一种文化和习惯，以促进多元参与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五）培育一种社区精神，由单纯的共同生活到彰显特色的共筑精神家园的转变。

社区居委会要按照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要求，结合本社区特点，牢牢把握“崇文厚德兴业、共享幸福和谐”的社区精神和灵魂，把这种精神和灵魂渗透到居民的生产生活中，把它变成一种追求、一种梦想。社区要按照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的标准，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服务、活动功能平台，彰显出幸福社区的幸福文化特色；为居民楼院、主要路巷、特色古树设计文化名称，把静态的物体赋予人性和灵性，赋予文化内涵。以弘扬家庭美德，传承文明家风，构建和谐社区为目的，开展在社区寻找最美家庭、最美居民活动，培育好的家风、民风，评选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的夫妻关爱、孝老爱亲、教子有方、勤俭持家、邻里友善等各类道德模范，形成独有的社会风尚，邻里风气；通过召开居民会议讨论、举办社区精神签名仪式，来弘扬社区精神，把这种精神形成一种理念，入心入脑，让社区全体居民认同、认可，并将社区精神变成社区居民的共同价值追求。

六、治理方法和步骤

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宣传发动阶段（2014年3月至5月）

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召开会议，制作宣传展板、悬挂横幅，张贴宣传单，入户调查等形式广泛宣传社区多元治理的意义、要求、内容，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二）探索治理阶段（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

要集中时间和人员，按照本方案的要求，构建“五位一体”组织体系，制定运作治理的工作制度；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展社区事务的治理活动；结合社区现有的资源，分内容逐步进行治理：

1、开展社区养老服务工作，运作幸福驿站项目，孵化和培育读书、养老等社团组织；

2、整合社区文体队伍，成立社区文体联合会；

3、治理出店占道经营，成立行业协会；

4、在“三无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楼栋自管委员会实现楼院自治。

5、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最美居民活动，弘扬传统美德。

社区根据治理内容及时召开总结会议，研究解决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遇到的困难。

（三）巩固提高阶段（2015年7月至2017年3月）

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巩固和扩大治理成果，推进社区治理活动规范化、常态化开展，确保社区治理取得实效。

七、组织领导

为加强社区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组织指挥和协调能力，成立社区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社区书记陶传兵任组长，社区副书记、主任吴金萍任副组长，社区班子成员、社区组织和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社区服务中心，党委委员王琴任办公室主任。

幸福社区居委会

2014年5月9日

社区治理实施方案篇二

为了确保事情或工作有效开展，常常需要提前进行细致的方案准备工作，方案是解决一个问题或者一项工程，一个课题的详细过程。我们应该怎么制定方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区治理实施方案范文（精选7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社区治理实施方案篇三

按照市委组织部要求，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加快推进街道社区社会管理体制和服务机制创新，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经区委7月25日常委会议研究，决定以**社区为单位，探索创新社会管理新模式。现就加强和改进**社区社会管理试点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加强社会管理服务的新模式、新途径、新方法，全面提高街道社区社会管理服务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二、目标任务

（一）解决遗留问题，实现管理规范化。**安居工程小区是甘肃省第一批建设的经济适用房之一，现有住宅楼36幢，建筑面积145,677平方米，住户1552户，人口5340人。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物业管理瘫痪给居民群众正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需要彻底解决。

1、依法完成业主委员会换届。由北街办负责，加强物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宣传工作，引导小区居民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指导安居工程小区依法完成业主委员会换届工作。

2、移交公用配套设施。由住建局负责，北街办配合，对小区内供热、供水、排污等设施进行全面摸底，对管理服务楼、供热站东侧房屋等国有资产，以及相关账务、资料全部移交北街办管理；对公厕、自行车房、地下停车库等公用设施设备，移交新成立的业主委员会，并按程序交付物业公司管理使用。

3、规范物业管理。由北街办负责，住建局配合，指导业主委员会按照《物业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按照公开、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做好现代化物业公司的选聘工作，对小区物业进行规范化管理。

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由北街办负责，住建局、城管局、园林局、环卫局、文广局、公安分局、供排水公司、供热办、体育事业管理服务中心配合，全面加强**安居小区基础设施建设，对供热、供水、体育、安保等基础设施进行全面维修，确保**安居小区环境整洁、安全有序，各项基础设施正常运转，保证居民日常生产、生活和文体需求。

（二）建设“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系统”平台，实现管理信息化。建设以“五大系统”（地理信息系统、“民情通”呼叫服务系统、干部绩效评价考核系统、人口信息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和“十大模块”（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司法综治、群团组织、计划生育、社会保障、文化体育、城管卫生、志愿帮扶和社区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系统”，实现“六大功能”（“区域化”信息综合浏览查询功能、“专业化”社区特色服务功能、“规范化”基础信息分类汇总功能、“动态化”数据自动统计分析功能、“全景化”街面实景视频管理功能和“科学化”干部绩效考评功能）。

1、由北街办负责，区委组织部指导协调，按期实施**社区“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系统”建设工作。

2、由财政局负责，为“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系统”建设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

3、由民政局负责，协助解决**社区办公场所和经费问题。

4、由北街办负责，区委政法委指导协调，建设社区治安防控体系。

5、由北街办负责，确定有资质的公司制作“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系统”。

6、由北街办负责，与电信部门联系开设“民情通”热线电话。

（三）建立“总理春节话民生”纪念室，实现管理人文化。近年来，国家、省、市、区各级领导多次到社区调研指导工作，特别是20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社区与群众共谈民生、共庆佳节。为了体现党和政府对社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对基层群众的关怀和关注，展示社区发展历程及工作成效，建立“总理春节话民生”纪念室。

1、由新闻网络中心负责，搜集整理温总理在庆阳调研期间相关影像资料，制作“温家宝总理在**社区与干部群众“春节谈民生”记录片。

2、由新闻网络中心负责，北街办配合，收集整理反映社区发展的影像资料，制作**社区工作专题片。

3、由文广局负责，北街办配合，建立小区图书室，配备图书及音响设备等，规范文艺团体活动，活跃居民文化生活。

（四）加强为民服务体系建设，实现管理精细化。建立以夯实基础阵地、搭建平台载体、解决民生问题、文明便捷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为民服务体系建设，为居民群众提供全覆盖、全天候、全方位的.精细化服务。

1、由组织部、民政局负责，北街办配合，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制定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换届方案，指导**社区顺利完成换届工作。

2、由北街办负责，对党的建设、精神文明、计划生育、民生保障等工作进行科学整合，完善便民服务大厅，为居民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3、由城管局负责，对小区营业门店门头招牌进行统一规范，对小区及周边乱泼乱倒、乱摆乱放等不良行为进行专项整治。

4、由公安分局负责，加强对小区及周边治安环境整治，努力打造安全文明的宜居小区。

5、由北街办负责，环卫局配合，加强社区环卫设施建设，对小区公厕进行维修，指导物业公司搞好小区环境卫生保洁工作。

三、实施步骤

**社区社会管理服务工作，从2012年8月1日开始，到2012年10月31日结束，共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动员，制定方案（2012年8月1日至8月31日）。学习市、区关于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相关精神，了解开展社区社会服务管理试点的重要性，组织人员深入小区住户家中，做好思想动员工作，为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奠定基础。成立组织机构，各责任单位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各自《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任务。

（二）全面实施，深入推进（9月1日至10月20日）。召开**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工作，明确责任分工，推进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三）总结验收，整章建制（10月21日至10月31日）。对社区社会管理服务工作进行全面总结验收，查缺补漏。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社区社会管理服务运行机制。

四、保障措施

1、加强舆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街办社区要抽调得力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刷写标语、印发宣传资料以及广播电视、网络、简报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重要意义，动员广大居民群众积极参与支持，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2、加强配合协作，推动工作落实。各责任单位负责人要高度重视试点工作，根据部门职责，全力参与、配合搞好**社区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按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3、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要围绕社区社会服务管理试点工作目标、任务和具体要求，开展经常性督促检查，随时掌握工作进展和人员到岗情况，对工作不负责任，推诿扯皮，影响整体工作进展的责任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要严肃处理。

社区治理实施方案篇四

近年来，随着上海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新式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看到社区硬件面貌彻底改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社区基本性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什么制度价值？本文从我区石门二路街道达安城、新福康里两个社区个案调查状况出发，试图找出这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怎样影响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条件，并进一步指出地区政府在这种基础关系结构转型后应扮演什么角色，而这一点对于积累新式社区管理经验，以至“打造国际一流社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达安城、新福康里两个小区的基本情况

达安城小区和新福康里小区原来都是石库门旧式里弄，是近几年通过旧区改造在我区较早建成的新式小区。据我们的调查，达安城小区住宅共58414平方米，业主579户，新福康里小区住宅10.8万平方米，有主业1246户。这些业主或者通过回搬或者通过新购都取得了房屋的产权，是新小区的真正主人。两个小区业主全部入住后，相继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目前，达安城小区已是第二届业主委会员，有11人组成；新福康里小区也成立了第一届业主委员会，有13人组成。两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成立后，都与管理小区的物业公司（前者是上海达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后者是上海百事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与物业公司形成聘用与被聘用的关系。两个小区相同的是，所聘用的物业公司都继续了业委会成立之前的管理本小区的物业公司，而两个物业公司与原来的小区开发商都有某种关联。目前从整体上而言，两个小区的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关系良好，业委会对物业公司整体上是信任的，但有不满意的地方，达安城小区业委会对于物业公司就小区内开公司问题的处理情况不甚满意，新福康里小区居民因小区内盗窃案件不断发生以及物业收费较高而颇有微词。

二、城市社区基础产权关系的变革

我们知道，传统城市社区大多数的住房是由居民的工作单位分配的，居住者没有通过市场交易价格购买房屋，而是作为工作单位的成员进入居住区的，因而居住者不是房屋的产权人。房屋的产权属于居民的工作单位（集体）或者国家（由政府房管部门代表行使）。居住社区的物业管理权相应地被赋予了准政府性质的物业公司（由“房管所”转制而来），这些准政府机构代表政府拥有物业资源的占有、处置和受益权，同时也程度不同地替政府承担着部分社会福利功能。居民或单位交出的物业管理费用只具有象征意义，并不能平衡物业公司实际的支出成本，这些费用要么由政府贴补，要么由单位组织统一负担，甚至还可能由小区经营的其它收入（比如停车场、房屋出租等）来填补。正因如此，物业公司不仅视自己为当然的管理者，而且是身份和地位都高于居住者一方的，因为他们掌握着房屋资源的社会提供，是他们代表政府为居民提供了福利。在物业眼里，居民是一个准公共福利的享受者，是物业管理照顾的对象。居民不住，对物业的生存没有影响，但反过来，如果物业停止了工作，对居民的影响极大。如果居民希望保留楼前更多的绿地，希望减少油烟、噪音污染，希望建造自行车棚等，居民就必须或者通过请求其产权单位代表他们向物业交涉，或者集体通过信访的形式向物业呼吁。事实很清楚，是居民依赖物业的资产生存，而不是相反。物业与居民之间是纵向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不对等，居民无权约束物业，居民公共需要的能否实现基本上取决于物业的良心发现，而非法律的约束。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传统社区中，物业只承担了社区管理的部分职责，主要是房屋的拆建、修葺等，另外一部分管理职能，如垃圾清扫清理、卫生整治、小区安全等，是由政府机构（街道及有关部门）或准政府机构（居委会）来承担的。

在达安城和新福康里两个新式小区，我们看到，新的城市居住社区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居住者身份的变化，房屋产权已通过购买归属到个人或家庭。这样一来，旧的业主主体――单位、房管局或开发者已经转变成新的，他们是购买了房屋的社会集团或个人。于是，一种对等的市场关系就出现了：业主成为房屋的产权人，他们以管理费购买物业公司的保安、绿化、清洁等社会服务，物业公司则以提供服务作为交换，从业主的购买中获得生存。这个市场关系使得交易双方――物业公司和业主――的地位趋向“平等”，更准确地说，是趋向于各自权利义务的对等配置。业主的选择权被《上海市居民小区管理条例》合法化，这个条例明确承认，由业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业主委员会，具有运用签署合约选聘物业管理公司的权利。这种居住者的选择权，显示了他们同物业不同以往的纵向关系性质：他们是由聘用合约联系起来的交易双方，成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关系。这样的关系意味着，物业从一个准政府式的、有权力的社会管理者，转变为一般的、提供管理服务的社会单位。这意味着从前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转变成签约关系，各方具有权利义务的对等、从而可能相互约束的地位。很明显，这是一项权利配置的重构－转移过程，它改变着权利配置的规则，并在其基础上造就着新的社会关系。

三、新的社会公民组织和新的公共利益空间的出现

随着城市社区产权关系的变化，对一部分稀缺的社会价值――资源、商品和劳务――而言，它的分配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参与分配管理资源“主体”方面的变化，是一些社会管理责任的开始转移，从政府、房管部门、单位或物业开发者等组织的单方面的责任转移到居住者为主要的责任方去了，但由于成本、时间和专业分工的原因，他们需要委托物业公司来代理这份管理责任。由居住者量多、分散且时间不一致，所以居住者需要通过一定的授权方式产生代表他们行使物业选择权、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的组织，这就在小区产生新的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他们代表居民，试图通过竞聘选择权参与对管理市场资源、劳务供给等有价商品即价值的分配。这是传统社区所没有的活动主体。

从达安城和新福康里两个小区业主委会员的章程及运作方式，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新兴的社区公共组织，在产生和授权方式、内部结构、权利行使依据、权利内容、经费来源及对其评价方式等方面，与政府组织或政府任命的公共组织有质的不同。业委会由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于业委会行使的权利与业主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所以业主们对行使业主代表和业委会委员的`选举权都非常慎重，这与一些政治选举明显不同。业委会委员的权利严格来自其所代表的业主们的授权，其工作成效（权利行使的当与不当、职责履行的到位与不到位）的唯一评价主体也是其代表的业主们，业主们对不称职的委员只要履行规定程序即可撤换，这与行政组织自上而下的权力产生和评价方式正好相反。业委会的内部结构是真正的委员会制，严格实行一人一票，业委会主任并没有多于其它成员的权力，他的个人意见也不能影响其它成员的投票，主任的角色是召集人，这与行政组织的首长负责制差异巨大。

业委会的出现意味着一种变化：由居民组织处理居民共同的事物，显示了组织化的社会联合由私域向公域的变动。它要求分享某种社会权利，但这种社会权利的目标在社会财产的管理方面，它要做的是通过聚合并代表产权人（居民）的利益，达到维护其产权利益的目的。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类公民组织试图进入公共管理领域，承担公民财产管理的责任，从而来替代一直以来由指定的组织如房管所转制物业公司、街道、居委会等组织的社区公共利益的管理职责。

更有意义的是，业委会这类社区公共组

织的出现，除了增强居民自治意识，减轻政府的社区管理责任压力，而且还创造出了新的社区公共空间，产生新的公共利益。在传统观念里，私人利益与公有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相对立的，而在新式社区我们发现存在一种既不是私人利益，也不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新型社会空间，即建立在自我利益基础上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是可以公共分享的“私利”的整合，它具有非个人性、非国家性、非政府性。举个达安城小区管理的案例来说明：有的居民要求禁止养狗，这是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因为它无法和同意养狗的居民共享这种利益。但是居民要求“保护绿化”或“防止污染”就不同了，它们同样是“私利”，但有了居民公共利益的性质，因为这种利益可以与任何其他居民分享。从表面上看，这些主张与增进自己的私利有关，但它还符合公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其它原则；如果个人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包括被要求人）相一致，这种利益就具有了某种公共性质，因而受到社会制度的正当保护。

四、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方式变化――从身份到契约

新的活动主体和新的公共利益空间的出现预示着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在传统社区，居民总隶属于一个单位，即是所谓的“单位人”，他取得住房是基于他单位的身份，他行使社区管理权也是基于身份向其单位组织提出。而在新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方式的完全不同了，居民取得参与资格是基于购房合同获取产权，居民通过契约授权给业委会行使其业主的权利，最重要的是业委会通过签约来委托物业公司代理行使社区管理权。由于契约关系，业委会与物业公司形成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分配社会资源的规则发生重大变化，物业公司需要通过竞争获得这份管理资源，但竞争的标准是服务质量的高低，而不是他在政府体系中级别、地位、以及和政府关系的远近。这样，对于物业管理市场资源的分配，就由从前的政府分配转变为由产权人（居民通过竞聘物业的活动）来分配。而这一点，又成为物业公司负责（代理）对象改变的原因，过去它们仅向自己的上级负责，现在转变为向居住者负责。这意味着，他们由前者的代理转变为后者的代理。

就社会关系转型而言，居民通过一个个签定合约的行动，实践着一些现代社会的规则――自主、选择、对等、参与、公共授权、公民责任、行动的法律依据等，他们改变了以往一切依赖组织的习惯。正如19世纪英国法制史学家亨利・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所说，“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社区居民通过契约，发展出了对于共同事务的处理（管理和控制）责任以及运用这种责任平衡强弱力量不同社会团体的能力，整合了公民共同利益，强化了公民基于合约基础建立的信任、监督和自我控制关系，这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公民自治，是朝向法治社会的基础性变迁。

五、地方政府在社区转型中应扮演的角色

虽然前面的分析，表明了在新式的达安城和新福康里小区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是通过合同建立起聘用与被聘用的平等契约关系，业委会对物业公司具有选择权，但是如果某个业委会对聘用的物业公司不满意，想要换一家物业公司来管理小区，业委会是否能“炒掉”物业公司，我们深感疑虑和担心。《南方周末》2000年5月19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业委会炒不掉物业公司”，介绍了浦东清水苑小区业委会想炒掉严重不合格的“畅苑物业”由于上级行政管理部门的干涉而未果，这说明我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我们的调查中，确实发现相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代表业主利益的业委会是非常弱势的一方，物业公司与政府组织或准政府组织之间具有某种相关。

我们认为，在目前新式小区发展出的新型社会关系与原有的宏观制度仍相抵触的情况下，作为地方政府（包括居委会这样的准政府组织）要在产权冲突中坚持保护和支持原则，尊重法律，尊重当事人契约，而不是相反。比如，前述清水苑小区业委会炒物业的案例（虽然我们调查的这两个小区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但也完全有发生的可能）中，是上级行政管理部门否决了业委会（代表业主们）脆弱的竞聘物业权，这不仅直接损害清水苑小业主的权利，而且损害了《上海市居民小区居住条例》的法律权威，破坏了确定性，鼓励了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的盛行，刺激了极端行为的发生。清小苑小区业委会竞聘物业不成，试图发起居民拒交费用的行动，来增加压力。如果这种争议是在某个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之间展开，它还可能演变成一个有“国家和社会”冲突涵义的事件。争议的扩大、扩散和升级，不仅损害了行政的权威和效率，而且对建立社会合作有负面影响，它激励的是社会对政府的依赖，而不是社会的自我依赖、约束、管理和监督能力的发展。从清水苑物业方面来看，如果政府的介入很有用，那么所有的物业公司都会想方设法采取各种行动，不断繁衍着寻租行为。在业主无选择权的情况下，无论物业卸责问题多么严重，也不可能让它付出代价，反过来，政府还要付出相当精力不断来“抓”物业公司提高服务质量。结果是政府的不当干预，保护了不进取的物业公司继续占有社会资源，增加了政府从事社会管理的负担和协调成本。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会”，在我区达安城、新福康里等新式社区产生的这种契约型社会关系无疑为居民自治奠下物质基础，并且由可能由这种社区内契约进一步发展出社会契约，这将是在城市悄然发生的历史性进步。但是这种契约关系仍然很脆弱，它受到了国家某些没有变革的宏观制度的阻挠，作为基层直接管理社区的政府，要看到社区的这种社会基础性关系的变化，并支持、保护它们的发展，严格依法进行管理。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建立现代社区的最基本契入点，并有可能朝向国际一流社区发展。

作者：李克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

现供职于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办事处）

地址：上海市奉贤路68弄48号

邮编：200041

信箱：xiang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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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实施方案篇五

近年来，随着上海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新式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看到社区硬件面貌彻底改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社区基本性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什么制度价值？本文从我区石门二路街道达安城、新福康里两个社区个案调查状况出发，试图找出这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怎样影响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条件，并进一步指出地区政府在这种基础关系结构转型后应扮演什么角色，而这一点对于积累新式社区管理经验，以至“打造国际一流社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达安城、新福康里两个小区的基本情况

达安城小区和新福康里小区原来都是石库门旧式里弄，是近几年通过旧区改造在我区较早建成的新式小区。据我们的调查，达安城小区住宅共58414平方米，业主579户，新福康里小区住宅10.8万平方米，有主业1246户。这些业主或者通过回搬或者通过新购都取得了房屋的产权，是新小区的真正主人。两个小区业主全部入住后，相继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目前，达安城小区已是第二届业主委会员，有11人组成；新福康里小区也成立了第一届业主委员会，有13人组成。两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成立后，都与管理小区的物业公司（前者是上海达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后者是上海百事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与物业公司形成聘用与被聘用的关系。两个小区相同的是，所聘用的物业公司都继续了业委会成立之前的管理本小区的物业公司，而两个物业公司与原来的小区开发商都有某种关联。目前从整体上而言，两个小区的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关系良好，业委会对物业公司整体上是信任的，但有不满意的地方，达安城小区业委会对于物业公司就小区内开公司问题的处理情况不甚满意，新福康里小区居民因小区内盗窃案件不断发生以及物业收费较高而颇有微词。

二、城市社区基础产权关系的变革

我们知道，传统城市社区大多数的住房是由居民的工作单位分配的，居住者没有通过市场交易价格购买房屋，而是作为工作单位的成员进入居住区的，因而居住者不是房屋的产权人。房屋的产权属于居民的工作单位（集体）或者国家（由政府房管部门代表行使）。居住社区的物业管理权相应地被赋予了准政府性质的物业公司（由“房管所”转制而来），这些准政府机构代表政府拥有物业资源的占有、处置和受益权，同时也程度不同地替政府承担着部分社会福利功能。居民或单位交出的物业管理费用只具有象征意义，并不能平衡物业公司实际的支出成本，这些费用要么由政府贴补，要么由单位组织统一负担，甚至还可能由小区经营的其它收入（比如停车场、房屋出租等）来填补。正因如此，物业公司不仅视自己为当然的管理者，而且是身份和地位都高于居住者一方的，因为他们掌握着房屋资源的社会提供，是他们代表政府为居民提供了福利。在物业眼里，居民是一个准公共福利的享受者，是物业管理照顾的对象。居民不住，对物业的生存没有影响，但反过来，如果物业停止了工作，对居民的影响极大。如果居民希望保留楼前更多的绿地，希望减少油烟、噪音污染，希望建造自行车棚等，居民就必须或者通过请求其产权单位代表他们向物业交涉，或者集体通过信访的形式向物业呼吁。事实很清楚，是居民依赖物业的资产生存，而不是相反。物业与居民之间是纵向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不对等，居民无权约束物业，居民公共需要的能否实现基本上取决于物业的良心发现，而非法律的约束。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传统社区中，物业只承担了社区管理的部分职责，主要是房屋的拆建、修葺等，另外一部分管理职能，如垃圾清扫清理、卫生整治、小区安全等，是由政府机构（街道及有关部门）或准政府机构（居委会）来承担的。

在达安城和新福康里两个新式小区，我们看到，新的城市居住社区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居住者身份的变化，房屋产权已通过购买归属到个人或家庭。这样一来，旧的业主主体――单位、房管局或开发者已经转变成新的，他们是购买了房屋的社会集团或个人。于是，一种对等的市场关系就出现了：业主成为房屋的产权人，他们以管理费购买物业公司的保安、绿化、清洁等社会服务，物业公司则以提供服务作为交换，从业主的购买中获得生存。这个市场关系使得交易双方――物业公司和业主――的地位趋向“平等”，更准确地说，是趋向于各自权利义务的对等配置。业主的选择权被《上海市居民小区管理条例》合法化，这个条例明确承认，由业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业主委员会，具有运用签署合约选聘物业管理公司的权利。这种居住者的选择权，显示了他们同物业不同以往的纵向关系性质：他们是由聘用合约联系起来的交易双方，成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关系。这样的关系意味着，物业从一个准政府式的、有权力的社会管理者，转变为一般的、提供管理服务的社会单位。这意味着从前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转变成签约关系，各方具有权利义务的对等、从而可能相互约束的地位。很明显，这是一项权利配置的重构－转移过程，它改变着权利配置的规则，并在其基础上造就着新的社会关系。

三、新的社会公民组织和新的公共利益空间的出现

随着城市社区产权关系的变化，对一部分稀缺的社会价值――资源、商品和劳务――而言，它的分配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参与分配管理资源“主体”方面的变化，是一些社会管理责任的开始转移，从政府、房管部门、单位或物业开发者等组织的单方面的责任转移到居住者为主要的责任方去了，但由于成本、时间和专业分工的原因，他们需要委托物业公司来代理这份管理责任。由居住者量多、分散且时间不一致，所以居住者需要通过一定的授权方式产生代表他们行使物业选择权、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的组织，这就在小区产生新的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他们代表居民，试图通过竞聘选择权参与对管理市场资源、劳务供给等有价商品即价值的分配。这是传统社区所没有的活动主体。

从达安城和新福康里两个小区业主委会员的章程及运作方式，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新兴的社区公共组织，在产生和授权方式、内部结构、权利行使依据、权利内容、经费来源及对其评价方式等方面，与政府组织或政府任命的公共组织有质的不同。业委会由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于业委会行使的权利与业主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所以业主们对行使业主代表和业委会委员的`选举权都非常慎重，这与一些政治选举明显不同。业委会委员的权利严格来自其所代表的业主们的授权，其工作成效（权利行使的当与不当、职责履行的到位与不到位）的唯一评价主体也是其代表的业主们，业主们对不称职的委员只要履行规定程序即可撤换，这与行政组织自上而下的权力产生和评价方式正好相反。业委会的内部结构是真正的委员会制，严格实行一人一票，业委会主任并没有多于其它成员的权力，他的个人意见也不能影响其它成员的投票，主任的角色是召集人，这与行政组织的首长负责制差异巨大。

业委会的出现意味着一种变化：由居民组织处理居民共同的事物，显示了组织化的社会联合由私域向公域的变动。它要求分享某种社会权利，但这种社会权利的目标在社会财产的管理方面，它要做的是通过聚合并代表产权人（居民）的利益，达到维护其产权利益的目的。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类公民组织试图进入公共管理领域，承担公民财产管理的责任，从而来替代一直以来由指定的组织如房管所转制物业公司、街道、居委会等组织的社区公共利益的管理职责。

更有意义的是，业委会这类社区公共组

织的出现，除了增强居民自治意识，减轻政府的社区管理责任压力，而且还创造出了新的社区公共空间，产生新的公共利益。在传统观念里，私人利益与公有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相对立的，而在新式社区我们发现存在一种既不是私人利益，也不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新型社会空间，即建立在自我利益基础上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是可以公共分享的“私利”的整合，它具有非个人性、非国家性、非政府性。举个达安城小区管理的案例来说明：有的居民要求禁止养狗，这是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因为它无法和同意养狗的居民共享这种利益。但是居民要求“保护绿化”或“防止污染”就不同了，它们同样是“私利”，但有了居民公共利益的性质，因为这种利益可以与任何其他居民分享。从表面上看，这些主张与增进自己的私利有关，但它还符合公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其它原则；如果个人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包括被要求人）相一致，这种利益就具有了某种公共性质，因而受到社会制度的正当保护。

四、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方式变化――从身份到契约

新的活动主体和新的公共利益空间的出现预示着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在传统社区，居民总隶属于一个单位，即是所谓的“单位人”，他取得住房是基于他单位的身份，他行使社区管理权也是基于身份向其单位组织提出。而在新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方式的完全不同了，居民取得参与资格是基于购房合同获取产权，居民通过契约授权给业委会行使其业主的权利，最重要的是业委会通过签约来委托物业公司代理行使社区管理权。由于契约关系，业委会与物业公司形成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分配社会资源的规则发生重大变化，物业公司需要通过竞争获得这份管理资源，但竞争的标准是服务质量的高低，而不是他在政府体系中级别、地位、以及和政府关系的远近。这样，对于物业管理市场资源的分配，就由从前的政府分配转变为由产权人（居民通过竞聘物业的活动）来分配。而这一点，又成为物业公司负责（代理）对象改变的原因，过去它们仅向自己的上级负责，现在转变为向居住者负责。这意味着，他们由前者的代理转变为后者的代理。

就社会关系转型而言，居民通过一个个签定合约的行动，实践着一些现代社会的规则――自主、选择、对等、参与、公共授权、公民责任、行动的法律依据等，他们改变了以往一切依赖组织的习惯。正如19世纪英国法制史学家亨利・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所说，“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社区居民通过契约，发展出了对于共同事务的处理（管理和控制）责任以及运用这种责任平衡强弱力量不同社会团体的能力，整合了公民共同利益，强化了公民基于合约基础建立的信任、监督和自我控制关系，这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公民自治，是朝向法治社会的基础性变迁。

五、地方政府在社区转型中应扮演的角色

虽然前面的分析，表明了在新式的达安城和新福康里小区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是通过合同建立起聘用与被聘用的平等契约关系，业委会对物业公司具有选择权，但是如果某个业委会对聘用的物业公司不满意，想要换一家物业公司来管理小区，业委会是否能“炒掉”物业公司，我们深感疑虑和担心。《南方周末》2000年5月19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业委会炒不掉物业公司”，介绍了浦东清水苑小区业委会想炒掉严重不合格的“畅苑物业”由于上级行政管理部门的干涉而未果，这说明我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我们的调查中，确实发现相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代表业主利益的业委会是非常弱势的一方，物业公司与政府组织或准政府组织之间具有某种相关。

我们认为，在目前新式小区发展出的新型社会关系与原有的宏观制度仍相抵触的情况下，作为地方政府（包括居委会这样的准政府组织）要在产权冲突中坚持保护和支持原则，尊重法律，尊重当事人契约，而不是相反。比如，前述清水苑小区业委会炒物业的案例（虽然我们调查的这两个小区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但也完全有发生的可能）中，是上级行政管理部门否决了业委会（代表业主们）脆弱的竞聘物业权，这不仅直接损害清水苑小业主的权利，而且损害了《上海市居民小区居住条例》的法律权威，破坏了确定性，鼓励了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的盛行，刺激了极端行为的发生。清小苑小区业委会竞聘物业不成，试图发起居民拒交费用的行动，来增加压力。如果这种争议是在某个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之间展开，它还可能演变成一个有“国家和社会”冲突涵义的事件。争议的扩大、扩散和升级，不仅损害了行政的权威和效率，而且对建立社会合作有负面影响，它激励的是社会对政府的依赖，而不是社会的自我依赖、约束、管理和监督能力的发展。从清水苑物业方面来看，如果政府的介入很有用，那么所有的物业公司都会想方设法采取各种行动，不断繁衍着寻租行为。在业主无选择权的情况下，无论物业卸责问题多么严重，也不可能让它付出代价，反过来，政府还要付出相当精力不断来“抓”物业公司提高服务质量。结果是政府的不当干预，保护了不进取的物业公司继续占有社会资源，增加了政府从事社会管理的负担和协调成本。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会”，在我区达安城、新福康里等新式社区产生的这种契约型社会关系无疑为居民自治奠下物质基础，并且由可能由这种社区内契约进一步发展出社会契约，这将是在城市悄然发生的历史性进步。但是这种契约关系仍然很脆弱，它受到了国家某些没有变革的宏观制度的阻挠，作为基层直接管理社区的政府，要看到社区的这种社会基础性关系的变化，并支持、保护它们的发展，严格依法进行管理。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建立现代社区的最基本契入点，并有可能朝向国际一流社区发展。

作者：李克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

现供职于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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